500 万人抽签看陈奕迅，AI 会终结「抢票时代」吗？

歌迷朋友们，看到这篇文章时别忘了到 Cityline 手动查询——陈奕迅 26 场特别录音演出的首轮抽签结果下午刚刚公布，说不定你就是那个幸运儿。

介绍一下：这次系列演出并非传统演唱会，而是和观众一起现场录制唱片的 Live Album 沉浸式试验。它的场地定在仅 1181 座的香港演艺学院歌剧院，扣除 10% 内部保留票，26 场连开，能够放出来的票数不过两万多张，不到 496 万登记申请人次的零头。

也就是说，中签概率恐怕低于在街角咖啡店碰见陈奕迅本人的概率。今天注定是一人欢喜百人愁。

但中不中签另说，这次「抢票」的轻松程度在我人生中绝对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：花一分钟注册网站、确认邮件，几天后坐等抽签结果，这就是全过程。完全不需要像之前抢 The Weeknd 门票那样调好闹钟、焚香沐浴、发动亲友团一起帮忙……

早在 2016 年，苏打绿《谢天谢地》演唱会就采取了实名登记、电脑随机抽签的售票方式，在售票说明中，苏打绿明言这是为了「杜绝黄牛」；随后几年，久石让与香港管弦乐团音乐会以及林家谦红馆演唱会，都采用了类似的「先登记，后抽签」模式。

至于演唱会之外的大型活动，比如 2008 年北京奥运会、2010 年广州亚运会以及 2020 年英雄联盟 S10 全球总决赛也都尝试过门票公开抽签，从结果上看执行得相当不错。

而把目光放到全世界，会发现这套制度在日本早已非常成熟，甚至是演唱会的主流购票方式——

不同于国内演唱会普遍选择逐站开放、分别抢票，日本的演唱会往往会提前公布全部场次，粉丝接下来只需要「填报志愿」，也就是到网站上选择自己希望看的场次、每个场次希望购买的坐席等级，然后将申请按优先级排序，接下来就是等待最终结果：可能一口气中签多个「志愿」，也有可能遭遇「调剂」。

当然，这套机制也不代表绝对的公平和无门槛。实际上，它催生了一套「官方黄牛」溢价生意：粉丝们要花数千日元的年费加入「粉丝俱乐部」，才能参与首批「粉丝专供票」的抽签；在部分抽选中，甚至可以付费购买更多的抽签轮次和中签权重。

但往好的方面想，这些溢价至少都合法合理收归到了主办方、唱片公司和艺人手中，而不是喂肥了作为中间商的黄牛。

更别说，愿不愿意加入粉丝俱乐部本身就是一种筛选歌迷的软门槛，可以确保部分门票落入「最想看演出」的人手中；再者，额外的经济投入也只能提升相对中签概率，而不会像抢票制那样，仅凭金钱就能让演唱会私有。

回想一下，传统的定时抢票，本质上是主办方人为制造的一场 DDoS 攻击——数以百万计的人约定在同一秒点击同一个购票按钮，票务平台需要为此向云服务商采购昂贵的瞬时弹性带宽和负载算力，而这些高昂的基建成本最终都会转嫁到票价与服务费里。

即便如此，在热门演出的抢票场合中，绝大多数人见到的也只会是卡死的页面、报错、一旦刷新就要重来的排队加载框，以及页面终于加载出来后显示的灰色售罄按钮。

根本没有出手的机会，就败给了不可名状之力，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人挫败了。

到这里我们又不得不再重复一遍开头的问题了：既然抽签制用户体验更好、服务器压力更小，还能巧妙地变相创收，为什么在陈奕迅的演艺学院录音演出之前，我们几乎找不到采用抽签制的「现象级演出」？

抽签制未能全面接管市场，或许最根本的原因在于：抢票制确实有它的经济合理性。

用时下流行的「理解所有人」句式来说，我是乐迷的话我也想要抽签，但我是主办方的话我也要让你抢。

站在主办方和票务方的立场上，先到先得的秒杀抢票制就是最高效的「印钞机」。

数周后亲临现场看演出的预期、眼看着余票迅速减少而害怕错过机会的预期、转手套利的预期……在精心设计的定时抢票场景里，每个人都有充分的动机抢下门票并立即支付。

这样一来，前期投入的场租、舞美、宣传、演职人员等成本可以迅速回笼，而迅速售罄的事实，也可以为后续的巡演加场和赞助招商造足声势。

即使有人付款失败，或者临时放弃购买，平台也可以迅速把库存释放出来，让下一位排队的顾客接手。而等你冷静下来，意识到自己不是非得去看时，平台还会告诉你：商品性质特殊，不设退换。

比方说，为了表现出对歌迷的公平，演唱会的门票定价一般远远低于均衡价格，但在二手平台上，最终的成交价格往往也会远高于票面价。

中间的差价，就落入了主办方、票务平台和二级市场心照不宣的利益链条中。

2025 年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（FTC）就对北美票务霸主 Ticketmaster 提起诉讼，指控后者明知「黄牛」注册大量账户绕过购票限制，却仍允许这些门票在自己的转售平台上以更高价格交易，甚至推出了名为 TradeDesk 的软件帮助票贩子统一管理不同渠道来源的门票。

反观抽签制，它对歌迷来说当然很轻松，但一方的轻松就是另一方的负担——票务方必须预留登记期、清理重复申请、抽出中签者，然后等待他们在付款日决定是否购买；如果中签者日程变化、经济紧张或仅仅是凑热闹而登记，那么余票还要流入第二轮甚至第三轮购票中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主办方的资金回笼周期会被迫拉长，平台还要维护一套更复杂的票务分配系统。作为规则的制定者，除非艺人方面要求，否则他们着实没有动机去做多少带点公益的抽签制。

事实上，苏打绿 10 年前的抽签制试验，只进行了一场就宣告中止。根据当年的媒体报道，原因正是部分歌迷中签后没有付款，导致门票重新释放，而如何分配这批余票，后续又造成了不少争议。

来到 2026 年，陈奕迅的录音演出也不再是纯粹的抽签制，而更像是某种混合制度：今天没有卖完的票，将会在 11 月 9 日的次轮抽签售票中，面对所有中签者实行先到先得的「抢票式」售票，从而确保门票可以在两轮售票中悉数售出。

说起来，虽然抢票制因为种种弊端在今天已经是众矢之的，但「抢票」这件事一度是有一点浪漫色彩的。

在中国摇滚乐进入商业化早期，「90 现代音乐会」的举办，就曾让首都体育馆售票厅前排起一里多长的队伍；日本票务公司 e+ 发明互联网抽签预售系统「プレオーダー」（Pre-order）之前，到现场排队买票还是当地死忠乐迷的标志。